论白忠德的散文创作(宋宁刚)

发布时间:2015年05月06日 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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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忠德的散文创作,从自己的故乡开始,至今都紧紧围绕地理、情感、文学三重意义上的故乡和家园,《摘朵迎春花送你》《回望农民》《佛坪等你来》等散文集无不如此。他最新的两部散文集,《斯世佛坪》从情感上仍是“走不出这片土地”的延续,《我的秦岭邻居》则在延续的同时进入“生态散文”这一新的领域。不过,其中也潜藏着需要注意的危险。无论如何,散文作为一种文学体裁,不能以某种类型来自我限制,而应当立足于文学,关注属于文学性本身的那些要素,尤其是微妙的细节。这是包括白忠德在内的所有写作者都应首先了然的。

    在中国新文学的进程中,似乎是从郁达夫的《沉沦》开始,“自叙传”式的写作得到关注和讨论。这种从一个人自己的经历开始讲起的文学创作方式,被认为是对一个写作者普遍有效、却不见得一定具有持久效力的开端。

    某种意义上说,几乎所有的写作都是从“自叙传”开始的。这句话又可以转换为几乎所有的写作都是从自己的家园开始的。这里,家园可以指空间意义上的故土,也可以指情感-心理意义上的家和故乡,或者两者兼有。不仅如此,家园更可以指一个人梦想的所在。对于散文作家白忠德,“家园”同时具有以上三重意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对于故乡的三重体认:即“地理的故乡、情感的故乡和文学的故乡”。

    与许多写作者一样,白忠德从自己熟悉的家园和个人经历开始写起。这就有了对小时候“偷”家里面粉的回忆(《我是“小偷”》);上小学交不起学费,一家人辛苦一天扫了树叶去卖钱的回忆(《摘些树叶当学费》);对外婆的回忆(《外婆·槐花·天上的星》);对爷爷的回忆(《牛打仗·蜜蜂馍》);对少年时美好情感的回忆,对同学的回忆(《看花的季节》《摘朵迎春花送你》);对山村里的蛙鸣、石榴……等自然物什的回忆(《永远的蛙鸣》《庭院有棵石榴树》)。从这个一己的“家园”开始,他逐渐扩大到所接触的社会:摆摊卖瓜子的大嫂(《瓜子大嫂》)、邻居画画的小伙(《遥远的召唤》)、跳舞的女孩(《石头·舞蹈·女孩》)、来城里打工的农村女子(《城市上空的候鸟》)……一段段往事,一次次经历,虽然有些呈现于文字,不免有些稚嫩、单薄,缺乏新意,但是,青涩的外表所托举出的,却是一份格外动人的真挚。它们是对外在的地理故乡的书写,是对内心情感所寄之处的书写,更是将一颗追梦的心倾注于笔端的书写。

    正因此,他的笔触伸进了自己的心灵世界,通过对自己少年时光的回忆,叙述自己的文学梦,展开“我是谁”的根本性追问(《我是谁》)。即使探寻的结果还很浮泛,其基本的线索和内在肌理却已经能够凸显,这就是他的文学追求——对于有了生发于内心的梦想的白忠德,这个梦想就是他的家园,个体的追求、精神和价值之所系的家园。走进皇甫庄,寻访柳青的故居(《走进皇甫庄》);去陕北采风,探访路遥的老家(《永远敬仰的人》)……一个个文学青年式的举动,既是对柳青、路遥等人的追念,也是这个年轻写作者自身精神家园的探寻、扩大与坚定。

    从最初的捉襟见肘,到后来的逐渐自觉,白忠德的文学梦一做就是十多年。可幸的是,终于美梦成真,他迎来了自己生理年龄和文学创作双重意义上的“而立”。其重要的表征,就是散文集《摘朵迎春花送你》的结集问世。正如他所说,“生命从而立开始”。正是在这部散文集的文字摸索中,他获得了一个固执的观念:“人活在世上总得有点追求或曰精神寄托”。这个“生命”的开始,当然不是指他的物理生命的开始,而是指文学生命的开始,是指对文学、进而以文学为代表的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意识之自觉和确定。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六年后的2006年,白忠德的第二部散文集《回望农民》面世。这是他被下派到安康一个叫二垱村的村庄四个多月(2005年12月16日至2006年4月22日)的成果。如果说,《摘朵迎春花送你》是一个文学青年寻找精神家园和追梦的文学记录,那么,《回望农民》就是一个有良知的写作者置身农村时,痛思与喜乐的观感,是在纸上为自己、也为国人留住——当然更是创造一个家园。其中,有每一个良知未泯的人都会感到的义愤:《让农民说话》《还农民公正》《教育门槛,何时向农民低开》《谁挡住了农民医保的路》《乡村陋习,在攀比中疯长》《让垃圾远离村庄》……仅这些标题,就足以说明作者写作时的焦苦和内心的煎熬。这些烫手的文字,将笔锋指向社会,也将批判指向村庄和农民自身。

    近五个月的“下乡”体验与观察,在焦灼、痛苦之外,也有轻松。比如对“乡村习俗”系列的描述:浆水面、酒话、“骂笑”、庙会……在作者笔下,无不充满浓浓的兴味。不过,总体的基调,是沉重、痛苦、揪心的。这一次对更为广义的“家园”之“回望”与守望,是尤其拷问创作者的良知的。  《回望农民》出版八年之后,白忠德把自己在“代后记”中的一段,单独拿出来,再次修改润饰,题为《我是农民》,收进他关于家乡的另一部新散文集中。文章中有这样几段:

    假如我是农民会怎样?我这样想的时候,禁不住打了个寒战。

    我要是农民,就没有现在拥有的一切,要么在秦岭深处那个小山沟里种地锄草,要么在他乡打工。我的模样不佳,又笨拙懒散,穷困得肯定讨不起媳妇,只有打光棍的命了。……

    我是生病做过两次手术的,十多年前那次花了近千元,去年这次五千多。公费医疗帮了大忙,自己的支出不算大,况且又固定的工资收入支撑。……我的小姨父得的是慢性胃病,最后胃穿孔,无钱医治,死在了家里。这病得在城里人身上,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二垱村的陈维清,从租房的三楼意外跌落,全身多处受伤,七处骨折,伤势严重,需要两次手术才有痊愈可能。他家是村里典型的贫困家庭。父亲精神严重时常,完全失去劳动和生活能力。弟弟几年前患精神病,生活不能自理。支撑这个破败之家的母亲,却因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去世。身为长子的他只得承担起这个巨大而沉重的担子,他放弃求学,打起零工。……

    也许这是一个特例,即使如此,读到上面的叙述,我们还是会为农民的劳苦、艰困和无所保障的生活压得喘不过气。而这,只是一个外人的观感;作为当事人,他们实实在在地承受着多大的生存重压?这是怎样一个家园?我们能读之而无动于衷?

    或许是这次对农村和农民的深切“回望”,白忠德开始有意识地重新打量生他养他的故乡,那个秦岭深处、人口三万多的叫做佛坪的小县——当然,也可能更早,正如他后来在另一本书里提到的,早在2003年“非典”之后,他就开始有意识地将目光投向秦岭和秦岭深处的家乡佛坪。机缘巧合,他与他的中学老师合写了一部关于故乡佛坪的书——《佛坪等你来》。书中,白忠德所写的那一部分文字,总题目叫作——“今生,走不出这片土地”。“这片土地”,自然是指作为故乡的佛坪。而所谓“走不出”,不是从身体上走不出,而是从感情和精神上走不出。

    在那组文章的开篇,白忠德就以一个写作者极为敏锐的自觉说道:我不懂宗教,却理解宗教徒的虔诚。

    当我把笔触伸向佛坪的时候,眼前涌动的尽是叩拜拉萨佛教徒、朝圣麦加伊斯兰教徒的身影……

    佛坪是我的故乡,我在那里生活过二十多年。如今,我是出来了,可父母在那里,亲戚朋友在那里,生命的根在那里。我永远无法疏离她,经常回去,看望父母,和朋友聊天,感受刮过佛坪的风,仰望飘过秦岭的云……

    更多的时候,我是在异乡回忆、想象、梦呓佛坪。故乡是我疗伤的一剂良药、抚慰灵魂的一缕暖意、精神跃升的一方高地。想着那里,我就能消解挫败、绝望、荒寒,恪守尊严、道义、博爱,眺望夸父、西西弗斯越过地平线的背影。

    我在回忆佛坪时激活了自己,高贵了自己,净化了自己。

    这辈子,我是走不出佛坪这片土地了!

    从《摘朵迎春花送你》的问世,到写下上面这段文字,转眼又是十年。十年时光,白忠德从而立走向了不惑。作为一个年届不惑、在文字中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的写作者,白忠德对自己的这段自白应该是有相当清醒的意识的。从中,我们能够读出一个走出山村的人,对作为故乡-家园的深爱、眷恋与自觉体认,甚至也能够读出,这样一个写作者对自己的精神限度(“走不出这片土地”)的认知——自然,我们也有理由将其理解为是由眷恋而来的谦卑。

    对于白忠德,2014年是一个值得庆贺和纪念的年份。这一年,他关于故乡、关于秦岭动物的散文,遍地开花似的先是见诸国内各大报刊杂志,后来又走向海外,见诸台湾、加拿大、瑞典等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报纸的报端,也在国内外同行和读者中引起热烈关注和强烈反响。这一年,他有两部关于故乡的散文集出版。一部《斯世佛坪》,内容遍及故乡佛坪的山水、走兽、草木、人事……再次自觉地以“此生走不出这片土地”的故土情怀,用文字回馈承载着他的青春、情感、记忆和文学梦想的家乡。“斯世佛坪”——这个命名很容易人想到刘亮程的“黄沙梁”、贾平凹的“商州”、莫言的“高密”、沈从文的“湘西”、梭罗的“瓦尔登湖”……大约,这里也隐含着白忠德的自我开垦,为故乡佛坪,也为自己的园地立名树碑的潜在意图,即使他不见得有非常自觉的意识。无论如何,这是以自己的方式向故乡致敬的书,面对这样一部作品,我们无法忽略文字后面的那份写碑的心——诚心、热心与雄心。哪怕不同的“碑”有不同的规模与质地,正如人,有丑俊老少的差别。

    另一部散文集,也是白忠德倍受瞩目的一部散文集——《我的秦岭邻居》。它以故乡秦岭深处的动物、珍禽为对象,对熊猫、金丝猴、羚牛、朱鹮、黑熊、野猪、金雕、竹鸡……等既远又近的“邻居”们进行了系列专题性的书写。在关于秦岭动物的书写中,这还是第一次。他因此获得了许多诨名:“熊猫作家”、“秦岭作家”、“生态作家”……他的写作也被冠以“动物写作”、“秦岭写作”、“生态写作”……等各种名号,而他的这些散文则被称为“大秦岭生态散文”。

    对比一下白忠德散文创作之初时《摘朵迎春花送你》和十四年后的《我的秦岭动物》,无论文字、题材,还是形式,都能看到一个作家是怎样炼成的,也即看到一个写作者的成长与进步,甚至能够看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变迁与发展。

    实际上,这部从内容到形式都令人耳目一新的以秦岭动物为专题的散文集,并非空穴来风或仓促为之,而是白忠德经过长期积累采风,有意识地将笔触伸向秦岭深处的动物的结果。如他所说:“大约是在‘非典’以后,我开始有意识(地)将目光投向秦岭,投向佛坪,书写我眼里心里的动物朋友,一一颗平等真诚之心,与他们交流谈心,倾听记录他们的前世今生、喜怒哀乐。”如此算来,从起意到成书,这部作品跨越了十个年头。真可说得上是十年磨一剑了。

    对于这部作品的成功和已有的诸多肯定,这里不想重复。相反,倒是有必要谈一点异议和隐忧。  对于媒体的报导、文学界的评论,以及多种“冠名”,尤其是“大秦岭生态散文写作”的“认定”(其实何尝不是“框定”!),白忠德似乎不仅乐于接受,而且还有意在“生态”和“秦岭”上继续做一番文章,继续写下去的。正因为如此,笔者不得不说,这看似可取,甚至不失为获得自己文学面貌的一条“捷径”,实则潜藏着巨大的危险与陷阱。

    1935年,英国著名诗人、批评家T·S·艾略特在一次题为《宗教与文学》讲演中,曾批评过对待文学的两种倾向。一种是文学的泛审美化倾向,他说:“如果克莱伦登,或吉本,或布丰,或布莱德利的著作,分别作为历史、科学和哲学是微不足道的,那么它们也就没有什么文学价值可言了。同样,圣经曾对英国文学起过文学影响,并不是因为圣经曾被人们看作文学,而是因为它被看作是上帝说的话的报导。”  根据艾略特,对于生态文学和自然文学作品——尤其是具有博物学色彩的作品,首先要在自己所属的科学领域里有价值,然后才可能在文学上有价值。在艾略特列举的吉本、布丰、布莱德利等人之后,我们还可以列举达尔文、法布尔、亚当·斯密等人,甚至可以列举中国古代的《史记》《山海经》《水经注》《梦溪笔谈》等著作。上述这些人物与作品,都首先是在特定学科中有其价值,然后才作为散文作家和作品获得其价值的。一如圣经,首先是作为宗教经典,在人的属灵的活动里有深远的影响,才对英国文学发生影响的。这个富有启发性的观点提醒我们——也提醒白忠德:应当如何看待他的这些生态散文、秦岭散文?能否首先将其作为动物学的作品(研究大熊猫、金丝猴、朱鹮、羚牛……等秦岭动物的作品)来看待?大概读者不会这么认为。作为作者,白忠德自己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坦言:“我毕竟是个外行,学识极浅显,经历也很寡淡,故书中的素材、资料除亲身所见所闻,也来自报刊、书籍、网络,一些内容更是我直接或间接‘化用’的,痕迹是擦不掉的。”

    如此老实的交代,至少暴露两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对待。首先,他承认自己的秦岭动物的散文不可能是从专业的动物学角度出发的科普类作品,不可能首先在科学性具有价值,因为对此,他是“外行”。从其作品也不难看出,他的话不是自谦,而是事实。——对此,不妨以法国著名的昆虫学家和作家法布尔(1823—1915),或者美国自然文学中的两位大师:约翰·巴勒斯(1837—1921)和约翰·缪(1838—1914)作为参照和比较。法布尔倾其一生所著的十卷本《昆虫记》享誉世界。而对于法布尔,这些被称为是“熔作者毕生研究成果和人生感悟于一炉,以人性观照虫性,将昆虫世界化作供人类获得知识、趣味、美感和思想的美文”,最初是作为法布尔个人的观察手记和思考笔记而出现的。它先具有其所属领域里的价值,然后才是——美文。关于美国自然文学中的两位“约翰”,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世界需要更多的有着科学想象力的人,那些将科学事实精确地记述下来,并给以清晰的解释,附之以诗的神魂,使之成为文学作品的人,我说的是像约翰·巴勒斯和约翰·缪尔这样的人。”翻阅一下巴勒斯的《鸟的故事》等书,即可知道什么是罗斯福所说的“科学的想力”和“准确地记述科学事实”。很显然,白忠德关于秦岭动物的散文很难归入这一类。  

    不仅如此,白忠德还承认“一些内容更是我直接或间接‘化用’的”。素材和资料的“化用”与挪借都无可非议。问题在于,如果在“化用”的过程中,还残留着报刊体和网络体等消费读物、快餐读物的特点(比如风格、语态等),其文学价值就难免受到影响。对此,白忠德也是有意识的。或许也正是部分的由于这个原因,他在意自己这些作品之作为秦岭生态文学,而取得更多的独特性?  

    而这又会陷入另一个危险,也即艾略特所批评的第二种倾向:作品的题材化和类型化。艾略特说:“‘宗教诗歌’是一种类型的次要诗歌:宗教诗人并不是用宗教精神来处理全部诗歌题材的一位诗人,而是只处理全部诗歌题材中一个局限性的部分的一位诗人:这位诗人排除了人们通常认为是人类特性的一些主要激情,因此也就承认了他对这些激情的无知。”也就是说,文学作品,从根本上来说,是要靠对“人类特性的一些主要激情”的表现与书写,靠文学性本身来确立自身的,而不是靠类型——无论艾略特所说的“宗教文学”,还是中国语境中所熟悉的抗战文学、普罗文学(它的变体,可以是无产阶级文学、工农兵文学,也可以是底层文学、打工文学、弱势群体文学)。对于白忠德,这个类型则是“秦岭生态文学”。所有的类型都会导致它在文学上变成“次要”的,也即“次一级”的文学。这不仅是说,类型化的写作根本上说是一种画地为牢的自我限制,更严重一些地说,类型化写作是一种与文学本性相背离的写作——虽然它可能会带来一时的收获,甚至博得更多的关注和利益,其牺牲的却是更为根本的文学性(文学上的普遍性、可能性)。  

    上述可能的危险与陷阱,都是逐渐走出自己的路,并拥有了一片已算可观的、属于自己园地的白忠德,在以后的创作中不得不重视和思考的。当然,也是每一个创作者值得反思和考虑的。

三  

    当然,以上所说,并非是简单粗暴地要求白忠德放弃他的秦岭动物写作,而只是说,在以秦岭动物为题材的散文写作中,更需要在意的是,他作为一个严肃作家的眼光与价值。后者才是文学的根本,也是无论写动物,还是植物,无论写山,还是水,抑或人,居常不变的恒久之物。  什么是文学,以及文学性?可谓人言人殊。不过,对于什么才是好的文学作品,我们总可以通过具体作品,哪怕片段,通过比照,获得一些基本认知。  

    白忠德喜欢、甚至嫉妒的一位当代作家,是新疆的刘亮程。这个拥有自己“一个人的村庄”的作家,笔触写到狗、驴、马、牛、虫子、树木……几乎都是微小的事物。白忠德清楚地看到,刘亮程“把一切无生命的东西人性化,用白描的手法写出村庄的真实和自己的切身感受”。对于刘亮程“自己的切身感受”到底是什么?白忠德却没有说透。在这种“切身感受”里,实际上有一个作家(乃至一个诗人)强烈的生命敏感和想象力,有对极其微小和微妙的事物的持久的热情与关注。加之表达的幽默、跳脱,诗人式的描写、感知、想象,甚至带有些荒诞感的达观与通脱,和那种广漠而博大的悲悯,都极大地支持了刘亮程散文作品的文学性。这些,正是打动读者,也让读者为之惊叹的地方。对于倾心自然、书写自然的作家,这不是孤例。美国的大卫·梭罗(1817—1862),也是如此。这里所指,不仅是他的《瓦尔登湖》,还包括《种子的信仰》《野果》等作品。无论前者,还是后者,我们都看得到对最最细微之物的悉心感知,以及由这些细微的“点”和“触媒”而生发的巨大的生命感。的确,白忠德的散文是以白描和“客观叙述”而见长,并拥有自己特点的,但这些并不能成为他的作品缺乏文学性、及其所寄的生命感的理由。  

    白忠德曾在散文中借用过的作家叶光芩的一个书名《秦岭无闲草》。对于一个作家,正像对于自然如秦岭一样,是没有闲草、闲兽的。哪怕一群虫子、一阵蚊虫的吟声,正如在刘亮程和梭罗笔下那样,也折射着大千,显示着作者胸中的沟壑。而白忠德,正如他说“大熊猫,好似人类强势中的强势、第一世界中的一等公民,它就是动物世界的国家元首、联合国秘书长”,他的眼睛里也是有“等级”之分的。整部《我的秦岭邻居》,写大熊猫、金丝猴、羚牛、朱鹮“秦岭四宝”的篇幅占了绝对优势,其余大多留给了黑熊、野猪、竹鸡等,或是珍奇,或是有噱头可说的动物和禽鸟,而更为普通、微小的禽兽草木极少进入他的视野,则极少进入他的视野,仿佛这些事微小的事物不曾唤起他作为一个作家的感知与生命律动。如此选材,折射出作者的选择与剪裁——从非文学性角度做出的选择与剪裁。也因此,从作品本身来看,它们缺乏一个严肃而成熟的作家所应具有的生命意识和深度。  

    前文提及,白忠德曾坦言,他关于秦岭动物的这些散文有从报刊网络上化用的痕迹。而他本人,由于长期从事报章文字工作,文字中有时也不免流露出一种新闻体的粗糙和简单化倾向。当然,从文字的气质看,也不妨说它具有一种质朴的乐观与健康。而从文学角度来看,这种乐观与健康,却是缺乏文学上的微妙之美,也缺乏蕴藉与悠远的回味感的。说到这里,我想起法国作家列那尔(1864—1910)关于牛的文字。  

    写“母牛”挤奶,同样最平常不过的事,列那尔写来,却有一种特别诗意的幽默和健康。更可贵的,还是那些看似无关紧要,却对文学来说生命攸关的细节:奶从那“四个富有弹性的奶头里像喷泉似地一涌而出”;它的脚和尾巴一动也不动,只用“硕大而柔软的舌头,舔着挤奶女工的光背逗乐”;每逢来人,它额头上的两支角双双拱起,欢迎人们的到来,“嘴唇上还挂着一线流涎,几根草茎”;当“我”给她搔痒,她因为舒畅,“把身子紧靠了过来”,任“我”搔着搔着,“直到我的脚踩在她的粪上”……不仅如此,作者将老牛称作“他”而不是“它”,将母牛称为“她”而不是它,也大有深意,作为文学作品,值得认真对待。  

    相比之下,美国林务官阿尔多·李奥帕德(1887—1948)的文字,会给我们另一种启发:  

    在十月,我的松树以它们被磨掉的树皮告诉我,公鹿何时又开始精力旺盛了。一棵身旁缺乏同伴、高约八英尺的北美短叶松,似乎特别容易让公鹿感到这个世界需要刺激;因而这样一棵树不得不忍受侮辱,且不佳还手,结果变得伤痕累累。在这些战斗中,惟一的公义是树愈受到虐待,公鹿不太闪亮的叉角上,便带着愈多的树脂。  

    从磨掉树皮的树想象公鹿的精力旺盛;从树的受伤程度推测,公鹿不太闪亮的叉角上,带着树脂的多少,甚至从松鸡粪便中的“小型玉米穗轴”“侦查”它吃了什么。所有这些,无不是从细节入手,具有解谜和侦探式的阅读快感。加之文字诗一样的美妙,无不引起人极大的阅读兴味。这位同样长年深入山林之中的写作者捕捉过风的声音,知道“像山一样思考”。  

    行文至此,似乎也应提到另一位中国当代散文家苇岸(1960—1999),他也是梭罗、列那尔、李奥帕德……的热爱者,曾热诚地关注“大地上的事情”:蚂蚁营巢的三种方式、熊蜂的尸体、鹞子、麻雀、黎明的到来、二十四节气……以极为虔诚的方式写下饱满、紧致、耐读的散文。这样的写作者,应该也是白忠德所喜欢、景慕和效法的。  

    如果说文字的诗意,是需要天赋、也因个人气质的差异而有所不同的,那么,以上所提到的对细微之物(处)的描写,却是白忠德关于秦岭动物的散文、甚至也是他所有的散文都应具有的——它们才是文学的真正核心,也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应当始终念兹在兹的。长期行走在秦岭山之中,采风,感受,观察动物,关注自然生命,应该有更多契机能够对生命有深刻的观照。就此而言,以上所举之人的文字,既是参照和标尺,又何妨是白忠德努力的方向,以及我们对他的期许?对于“感受刮过佛坪的风,仰望飘过秦岭的云”的白忠德,我们期待,他在秦岭动物之外,也写下关于风和云的动人文字。

 佛坪中学励志报告会  

    白忠德简介:   

    白忠德(1971-),男,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西安财经学院,从事报纸编辑和宣传工作。 已发表散文、小说80多篇30多万字,出版散文集《摘朵迎春花送你》,主编散文集《真实痕迹》、《夜雨无痕》,兼及文学理论与批评,发表学术论文10多篇,参与完成省、部级课题多项。  

    早在十几年前,白忠德的文学生涯之初,他的老师就对这位学生做过“诊断”,说他“文学天赋不是很高,上大学前受环境所限,文学的营养底子也不够丰厚”。但是,当他看到就是这位先天不足后天不良的学生,硬是靠着自己的孜孜不怠的创作,仿佛“青不愣愣的野果”冒出枝头,还是感到意外和惊讶。十多年来,白忠德以同样的“青不愣愣”的执着劲儿带给世人一部部作品,不仅让他的师友意外,也让他的读者一阵阵惊喜。它们是白忠德十多年历练与摔打的记录,也是他在文学上成长、成熟的有力脚迹。 

 

    十多年过去,白忠德仍是不忘初心。当年的那股固执和兴头,也依然如故。在《我的秦岭邻居》的“后记”中,他有这样一段叙述:  乡下的时候,我经常看到屎壳郎,那些黑家伙把人畜粪便一点点巴拉,一点点滚成团,团结成一个圆圆的蛋。然后把它缓慢地、吃力地、倔强地推进巢,再从从容容地享受。想来我就是这样一只屎壳郎,只不过是只搬运文字的屎壳郎。  

    在看过那些关于熊猫、金丝猴的文字之后,这样朴素、沉实的话,让人读来耳目一新,倍感亲切。对于屎壳郎这种常见的、一点也算不上不尊贵的动物界中的“底层公民”,白忠德的叙述视角,似乎也平和、亲近了些,不是仰视、赞叹,而是平实、客观,准确、耐心,甚至不乏幽默、好玩的余裕。其实,这真算得上是书中的妙品。不仅是文字上的妙品,更是他以后值得努力的方向。因为正是在这里,文学性和人性才齐备了,文学以外的东西才被有效地搁置了。  

    按照白忠德的本意,关于屎壳郎的叙述,是为了将话题引向自己。而在这谦卑、甚至带着些自嘲的文字中,我们却读出了一种诚恳,乃至虔诚。愿他一直走在“缓慢地、吃力地、倔强地推进……再从从容容地享受”的路上,保持努力、沉着、向上的状态,和内心尤其难得的自足、自在与自若。如此,何期不能写出更值得期待的作品?!假以时日,若真能将自身与对自然的观照有机地融为一体,像苏联作家米哈伊尔·普里什文(1873—1954)那样,在关于自然的作品中,不仅写出散文,也写出小说,不仅写出自然,也写出人事、沉思与冥想,会成大器也未可知。

文章来源:陕西作家网      发表时间:2015-05-05